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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集宁路当时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大的市场。所出土的这7000多件瓷器或以看出来当时它就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，各个窑口都齐全．但是，它主要的都是日用瓷，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为日用瓷所办的一个市场，像这样釉里红的，一个瓶子，它是一个观赏瓷。在当时出土的这个数量里是非常见的。

    这个釉里红的瓶子，它的装饰风格是非常奔放的。它跟后来的用釉里红去绘画是有明显的区别，这在景德镇的装饰中，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。集宁路的位置是在蒙古草原的南边的边缘，它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个相接点。

    元朝建立以后，元政府加强了对外的一个联系，那么这种联系导致中原的瓷器就向草原方向、向游牧方向去游动。我们知道，瓷器是易碎的。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不方便的器皿，很容易不小心就卒瓦了，碎了。你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会摔碎。还有，就是你游牧民族是不停地要搬家的，经常要随着牧草要搬家，所以搬家的过程中，这些东西很容易受损。游牧民族所以爱用金属器，用皮具，就是皮囊壶，用皮子来盛水。

    尽管瓷器在这点上，在抗外力的情况下不如金属器和皮具，但是它有一个价格的优势，它便宜。所以它导致这个市场的一个形成。游牧文化跟农耕文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冲突。当这种冲突在经济面前的时候都会退缩，就是说，我们在文化中有些冲突，但是有经济这个前提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让步。

    釉里红在元朝是一个创新的品种。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能够达到内蒙古市场可见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。由于釉里红的烧造难度非常大，废品率非常高。所以它在价格上大大地要高于青花。废品率高，就得把废品的成本要加在它烧好的瓷器身上。

    釉里红的第二个烧造期就是紧挨着元朝的洪武时期。

    2004年，美国旧金山一家拍卖行拍卖了一个洪武大盘，直径45公分，当时成交价是570万美金，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。这个盘子，在旧金山是偶然发现的。盘子的主人叫卡里斯勒，是个女士，她非常热爱旅游，也特别爱收藏中国艺术品。她在1900到1925年期间，她曾三次来到中国。我们知道，今天从美国到中国，就买一张机票就过来了。在当时你要远渡重洋，到一次中国往返一次，就算点个卯也得一年，时间非常长。所以她在这样一段时间里，三次来到中国可见她对中国的这种喜爱。那么，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她买了这样一个釉里红的大盘，是洪武时期的。

    卡里斯勒的父亲曾经在19世纪创造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递公司，叫快马快递公司。他这个公司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。我们知道，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著名的快递公司。我们常用的像UBS，我们自己也有快递公司。她之所以当时能买这个东西，可见她的家底也是非常殷实的。这个瓷器在当年她买的时候，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它可能是很便宜的，但在那个时期可能还是很贵的。

    由于这个盘子的直径硕大，她就用它吃海鲜，搁螃蟹。她这一吃就在她们家搁了有快一百年。这一百年，一直在她们家使用。这盘子的胎比较厚，由于使用比较精心，也没有磕碰。那么，老太太都已经去世了，她还留有她当年在中国旅游时候的照片，坐在一个船上，船后头还有中国的船夫。显然，她的家族是不知道这个盘子的重要性的。她家族不知道，就一直在用。

    后来偶然的机会被这个拍卖行发现以后，就说：你这个盘子很有意思。你拿过来，我们给你拍拍试试看。在一个不大的拍卖行，拍了570万美金。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？首先，是它的尺寸。元代的瓷器，尺寸就比较大，它一直影响到洪武。洪武的瓷器尺寸也比较大。所以这个盘子，由于它的尺寸决定了它一个价格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，中也有类似的洪武釉里红盘子，尺寸大小也差不多。

    现在再想这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对于卡里斯勒女士来说，就是无意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买了一个东西在使用。一百年后，惠及后人，卖了那么多的钱。这说起来就跟一句俗语一样，叫“风水轮流转，今天到我家“。终于这东西开始值钱了。收藏的乐趣，很多时候就在于此。就是说，我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时候值钱，当它值钱的时候，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反而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乐。

    釉里红在过去是没有记载的，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它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。有人认为，洪武跟红釉的关系跟朱元璋本人有极大的关系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洪武瓷器大约有100多件，80％都是釉里红，多于洪武青花的数量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猜测大约有三条。

    第一改朝换代后表示正统的颜色，一般都用红色。第二，红色在五行学说中主南方，代表南方的颜色。我们常说前朱雀、后玄武、左青龙、右白虎。青龙代表东方，白虎代表西方，玄武代表北方，朱雀代表南方。比如北京故宫的神武门，原来叫玄武门，避康熙（玄烨）的讳改为神武门。因为在南方发迹，所以朱元璋认为红色是非常吉利的颜色。第三，他本身姓朱，朱就是红色。年号洪武，又跟红谐音。再加上朱元璋历史上参加的是红巾军，导致他对红色极感兴趣，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洪武时期瓷器，釉里红反多于青花。

    博物馆收藏一只釉里红执壶。这个执壶它带有盖，有银链相接。这把壶十分地罕见。它表明洪武时期明政府跟西藏的联系。西藏是我国领土土，尽管距离非常远，尤其在古代信息传达缓慢的时候，那个距离显得更远，但历朝历届的中央政府都跟西藏保持了良好关系。这个壶就是例证，当时这把执壶是皇帝赠予的礼物，非常重要，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重视。

    2006年，佳士得在香港拍卖了一个玉壶春，釉里红瓶。这个瓶原来是一对英国夫妇的收藏，在他们家就当一个普通的瓷器，没有重视。有一次，夫妻俩逛博物馆偶然间发现，博物馆有一个瓶子跟他们家这瓶子非常地相像。他就想，我得找专家看看。他就把拍卖行的专家请来。专家看到这个瓶子以后，眼睛就放亮，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了。你把这个瓶子交给我们，我们给你拍卖。“那么，这个瓶子就到了香港，在香港佳士得被澳门工商巨头史蒂夫·永利以近8000万的港币买下。买下以后，他就把这个瓶子捐给了澳门博物馆。这是澳门博物馆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礼物。

    这个瓶子是澳门博物馆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藏品，也是一笔最大的财富。我们就有什么感受呢，就是不管是谁，博物馆是收藏的最后的一个归宿。它是造福于社会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？就是博物馆是造福不动声色社会，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前人的一个辉煌。

    明初洪武以后，紧跟着就是永乐、宣德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这一个时期是进入了明朝的盛世，永宣盛世。洪武尚红的风气，直接就影响到永乐。这些年，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的宫窑。其中，有尺寸非常高的釉里红的龙纹大瓶，气势宏伟。

    宣德在历史上，我们都知道，宣德的三鱼碗、三果盘，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品种。到宣德这一朝的时候，釉里红烧造就变得游刃有余了。有专家认为，科学地讲宣德釉里红不是釉下彩，是釉中彩。这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，我们不在这里去探讨。但是不管是什么，它是一个釉下成色呈现的红色。很多专家认为，红釉真正烧造得成功和娴熟是到了宣德。但近些年看，永乐出土的这东西，可以把这个时期提前。

    我早年收藏的时候，看到过一个釉里红的三鱼高足碗。当时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，没有见过。别人给我拿来看，然后我拿不定主意，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不真。东西搁在我这儿搁了很久，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判定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宣德的，后来又是还给人家了。等我后来，过了很多年，反过头来想的时候，知道这个东西是个真的时候，再去找，这东西已经没了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没见过，没比较，我就无法下这个决心，那就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

    我们今天说越是罕见的东西应该越把握这个机会。可是你有时候没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，所以有一句格言说：“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“。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准备，这东西就不该我得。东西不是很贵，今天想起来，一件国宝要那个价钱，是非常便宜的。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认知，就没有能买。

    釉里红到了宣德的时候就突然销声匿迹了。我们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，宣德以后进入了陶瓷的一个黑暗期，青花都生产得非常少。官窑不见踪迹，釉里红也就停烧了，因为它的难度大嘛。

    釉里红这一停烧，一下子就过了二百年。到了康熙，它又重出江湖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，这个时期的国力在增强。很多学者认为，以科技水平来要求它这是高于青花的一个品种。当釉里红刚刚恢复的时候，釉里红烧得都偏黑，就是温度偏听偏信低。你烧的时候稍微温度一高，我刚才说了，颜色就没了。那么，你放进去是画着有纹饰的，高温一过，颜色没了等于是一个白瓶子，不好看。所以宁肯控制火低一点，所以早期的--康熙早期的釉里红经常是泛黑。后来会烧得得心应手，一开始都是泛黑。

    康熙釉里红，在民国时期是深深地影响老古玩界。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：康熙的釉里红是不得了的收藏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我看过一个盘口瓶，画有龙纹，龙纹就黑。当时我就不太能够容忍这个黑。我觉得，红就是红。如果你红得发黑，感官上不愉悦，所以就没有买。也加上当时觉得价钱偏高，就是我觉得你谈论更红一点儿，写上康熙年制，我就愿意买了。

    可当时康熙年制这事不是我想写就写上去，是康熙时候他不想不想写。康熙的时候的工匠并不想写上这几个字。所以这瓷器上就没有字，一泛黑，心里一嘀咕就放弃了。作为个人，我当时的理解力是非常低的。每一人的理解都是逐渐提高的。你遇到一上难题的时候，你能获得更大的一次提高的机会。所以，有时候难题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。

    雍正皇帝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。雍正釉里红画得非常精细，主要的特征就是轻描淡写。画得笔道都有非常细，一点儿不晕散。乾隆继承了他爹的态度。《清档·唐英奏折六十二号》记载：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唐英在北京，太监胡世杰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给唐英釉里红挂瓶一件，画样一张。并传旨：“看明瓷器釉色，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，务要花纹清真。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，亦烧造釉里红颜色，俱写乾隆年款，送来呈览。“这个乾隆的谕旨说得很清楚，说你看清楚这个样子。当时宫廷很多瓷器是事先画纸样的，不是凭空想象，你给我往瓶子上画。我先让画家设计一个纸样，瓶子看着不错，照这个样子画，就把纸样给他。

    唐英就看完了这个样子，得把这个样子记在脑子里。然后拿着纸样就恭恭敬敬地回到景德镇，然后就遵旨就职开始找最好的工匠，找最好的式样开始烧造。唐英当时交待窑工就说：你要认真地去做这个事情，要把釉里红的这个颜色充分地表现出来。釉水要肥润，颜色要鲜明。

    他交待得都非常清楚，实际上是把皇上交待给他的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又交待给员工。唐英后来又给乾隆上了个奏折，告诉皇上，他说：“等烧造好后，奴才亲自拣选送京，恭呈御览。“就是很重视这事。此事发生在乾隆初年，说明当时对釉里红的重视程度非常高，宫廷非常重视这件事。釉里红的地位也显得非常高。

    太监拿来的样品，釉里红挂瓶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好像听得不是很懂。挂瓶是一种壁瓶。一般情况下，是指瓷器的半个状态，后面是平的，有一个悬挂的地方，可以挂在墙上。乾隆非常喜欢挂瓶。我们有机会去故宫参观的时候，看看它那三希堂。三希堂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挂瓶。乾隆很喜欢这个瓷器的品种。

    到了乾隆后期，釉里红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它就没有突破，大家都限于一种程式，不再想突破这件事了。随着乾隆盛世的一个结束，釉里红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。晚清的时候，咸丰一朝曾经烧过一些，画得就更加细弱，以后就没有再烧造。这是釉里红的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。

    釉里红的衰败，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是清代的其他彩瓷品种的出现。清代有很多其他的彩瓷大量地出现，尤其粉彩的出现对釉里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。釉里红从清雅的角度上讲不及青花，它是暖调子的，青花是冷调子的。它热烈又不及其他彩瓷，比如五彩、斗彩、粉彩、珐琅彩都比它显得热烈。所以，从这两个角度去要求它显不出它的优势。第二，康熙时期的红釉不仅仅是釉里红，还有其他的红釉。比如郎窑红、豇豆红，雍正时期的祭红，乾隆时期的珊瑚红、矾红，各种红釉的出现导致大家对釉里红那个红的兴趣逐渐丧失。这是第二个衰落的原因。第三，釉里红尽管它工艺成熟了，但是它烧造难度和成本依然很大。它在市场上就缺乏相应的竞争力。

    清代有一个很喜欢写陶瓷诗歌的一个诗人叫龚鉽，他在《景德镇陶瓷歌》中这样写道，他说：“市上今传釉里红，唐窑独著百年中。暗然淡简温而理，都识先生尚古风。“他这里提到了唐窑，就是唐英。他说：乾隆时期市上还很流行釉里红，唐英能够把这个釉里红的生产能够独领风骚一百年。但是它这个瓷器还是显得比较暗淡，还显得比较温和，所以就只有唐英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个古代的这种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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