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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，剃发令，这个诏令下来以后，老百姓就说“思旧“，还在想过去的事。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“死舅“了，舅舅算倒霉了。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，不是正月下的。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，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。

    崇祯朝起，尤其到了顺治，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，落花流水纹，都是这个时期画的，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--无可奈何花落去。老百姓就想：明朝呢，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，但我们还很思旧。明、清的改朝换代，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，是满族统治，明朝是汉族统治。所以这次改朝换代，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，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、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来表达思旧的情绪。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。

    满族在入关之前，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，就是天命、天聪、崇德，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。到了顺治，已经拿下江山，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。大约在顺治八年，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。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，朝廷自己顾不上。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，慢慢过渡，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。

    顺治八年，御窑厂开始恢复。顺治十一年，政府下令烧造龙缸。龙缸是一种标志，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。但是，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，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，很容易开裂、变形。你蒸过馒头就知道，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，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，蒸熟了，它也就开花了，裂了，道理一样。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，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，我们今天看也远。因为远，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。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，他有办法，不需要指令，照样能生产，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。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，所以这个时期95%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。

    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，只有这一朝这么画，叫“一身三现“。所谓“一身三现“，就是画一个龙头，画一段龙身，画一条龙尾，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，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，露出三段，叫一身三现。也有一身五现、一身七现，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，但一定是单数。当时的这种绘法，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，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。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，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；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，龙纹就全部展现。

    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，象腿瓶，顾名思义，像大象的腿一样，直不隆咚的，又叫“筒瓶“。筒瓶明朝就有了，但入清以后，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，“大清天下一统“，利用“筒“与“统“的谐音。清朝拿下江山，还要统治江山，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。

    跟我们今天一样，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，不管党旗、军旗、国旗，都是红的，从象征性意义上说，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。但这是象征意义、社会学意义，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。所以，筒瓶在清初的时候，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，非常受关注，受欢迎，数量比较多。

    我们看电视剧，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，纪晓岚拿了一个桶，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，装得满满的，堆成山形。大家不解，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“纪晓岚说：“江山一统（姜山一桶）！“纪晓岚很聪明，既拍了乾隆的马屁，又省了钱。筒瓶这么有名，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。

    我有一个朋友，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我买了一个筒瓶，特好。“我问：“画的什么啊？“他说：“画的全是刀马人。“我一听，对，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，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。我说：“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？“他说：“根据我所学的知识，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。“然后他就买了，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。

    他一进屋，我就乐了。我说：“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，上下一般粗。“他那是帽筒。清代晚期以后，帽筒盛行，都是直的。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，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，结果买回一个帽筒。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，我们注意看，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，而是有一个收口。他这“筒瓶“上下一般粗，倒着看和正着看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，来不得半点儿马虎。过去就讲，怕就怕“认真“二字，你不认真，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。

    顺治以后就是康熙，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。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，十六岁亲政。16岁的一个孩子，今天从法律上讲，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，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。但16岁的康熙，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，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，得有多难。

    康熙特别喜欢科学，数学、天文、水利，他都非常喜欢。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，别人都不能跟他比，在位六十一年。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，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。他干了很多大事，比如杀鳌拜、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，为什么后来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？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：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！他御驾亲征，跟俄国人一通干，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俄国人就说：“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，怎么这么拼命啊？得了，跟你签条约吧。“于是，中俄就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。《尼布楚条约》是几百年以来，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，在《尼布楚条约》的限制下，随后的一百多年，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。康熙二十三年时，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。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，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。

    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同时，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，后期逐渐形成定式，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。官窑跟民窑不一样，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，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，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。官窑不行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，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[TXT小说下载：www.wrshu.com]。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，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，龙的身子怎么弯，须画多长，基本上都成了定式。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，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。

    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，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，让大臣画《耕织图》、《棉花图》。耕，指吃，种粮食要吃；织，指穿，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。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，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，比如有羽绒、化纤，当时没有，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，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。吃、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，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，男耕女织。康熙当时身体力行。在先农坛，皇上有一亩三分地。我们老说一句话，谁有“一亩三分地“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，是皇上的，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。当然，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，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，看一年，这不可能。

    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，我说过，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；它的翎毛走兽、花鸟鱼虫，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。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。比如麒麟纹，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，一百多年，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，这么一个过程。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，到了康熙时期，麒麟全是站着的，状态不一样。这是因为康熙时期，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，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。那么，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，最有力量的，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，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“腾“地弹出来。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，一个力量。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，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、社会力量。

    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。“四王“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，王原祁、王时敏、王、王鉴。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，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，反映到瓷器上，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。

    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，一进屋，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，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。我当时一愣，心想：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。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，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，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。我捡起来一看，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，画的枯枝花鸟，非常精彩。故宫有一个类似的，很小，写着雍正款；这件是康熙的，很大。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，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，可能是晚清民国的，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。

    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？就是上面的画风。瓶子上的鸟，样子跟“八大山人“朱耷画的一模一样。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，明室后裔，姓朱嘛，“四僧“之一，号“八大山人“。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，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，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。现在没有定论。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，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。

    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就有一种感悟，即从鉴定角度上讲，横向联系的重要性。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，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。你了解朱耷，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，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。横向的联系，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。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，但横向不了解，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。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，比如买股票，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、K线图，都不是最重要的;重要的是要天天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，这是横向的联系。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，不是最聪明的人。

    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、战争场面非常流行，俗称“刀马人“，典型的故事有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。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，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，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。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，比如“百子龙灯“、“狮子绣球“，画的都是战争场面，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。早年拍的电影，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，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。等拍《甜蜜的事业》的时候是1979年，建国三十年了。岁数大一点的人，都知道《甜蜜的事业》这部电影，主题歌叫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。那么，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，才在瓷器上画“狮子绣球“之类的喜庆纹饰，一开始绝对不画，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。

    西方人非常喜欢“刀马人“这种瓷器，原因有两点：一、题材的认知。16世纪到17世纪，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，也是骑马打仗。过去都是骑马打仗，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，否则都得让人打死，是吧？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。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，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，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，也有这样一段历史，所以很容易理解，容易沟通。二、工艺的认知。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，画得非常精致。明明没画几个人，但场面非常宏大，笔法潇洒生动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    基于这两点原因，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。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“刀马人“瓷器，国外特别多，国内反而很少。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，它不停地流向西方。

    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，逛文物商店。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，不像现在这么开放，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。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，画的就是刀马人物。那个花盆很大很重，搁在地上，我就蹲下来看。我看的时候，注意看花盆的沿下，写的是“大清康熙年制“。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，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，就我看见了。我特别高兴，知道他们犯懒，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，拣了个漏儿。

    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，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。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，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，只能写在口沿上。但写在口沿上头，不好看，所以只能写在反面。你只有蹲下，才能看见它的款。从这点上看，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。如果我也犯懒，就拣不着漏儿了。我现在往下蹲，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，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，现在蹲的时候得想，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？古人就说：勤能补拙。有时你笨，但勤快，这事儿也能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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