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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床前有新酒，独酌还独尝。

    白居易说得很清楚：水上有一条小船，小船上有一个胡床。下面由于唐诗韵律、字数的限制，他不能说“胡床前有新酒”，只能说“床前有新酒”，我自己边倒边喝。诗中的“胡床”与“床”明显指一个东西。

    我们对《静夜思》的误解，来自于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变化。千年之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已彻底告别了席地坐。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，今天很少有这个现象。今天，由于文化的进步，名词都尽可能分类。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，说得很清楚，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词。古代不是这样，古代的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，比如“床”。

    李白还有一首小诗，很有意思。其中一句说：“去时无一物，东壁挂胡床。”（《寄上吴王三首》）这里有一个动作：挂。意思就是马扎折起来，可以挂在墙上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要了解过去的社会，就一定要了解它强大的文化背景。

    其实早在隋朝，胡床的名字就发生了变化。《贞观政要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，唐太宗说：“隋炀帝性好猜防，专信邪道，大忌胡人，乃至谓胡床为交床，胡瓜为黄瓜，筑长城以避胡。”隋炀帝有鲜卑血统，反而特别忌讳胡人。他下令把胡床改名。因为胡床腿部交叉，所以改为“交床”。同时，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。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原来就叫胡瓜，蚕豆原来叫胡豆，绵羊原来叫胡羊，核桃原来叫胡桃，等等。

    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，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才能彻底执行。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，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，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，就是老百姓说的“斤”。现在建国五十多年，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，都未能彻底改过来。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，现在实行公斤制，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。如果你去买鸡蛋，一定说“我买二斤鸡蛋”，肯定不说“我买一公斤鸡蛋”。最近几年，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，说“千克”。你跟售货员说“来两千克鸡蛋”，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，不知道你要干嘛。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，但是你不好好说，你非说“来两千克鸡蛋，是国家让我说的”。这话听着就很别扭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，需要漫长的时间。所以到了唐代，甚至更晚，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“交床”，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“胡床”。比如，现在山西、河北等地，对小凳子、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，

    明代人程大昌在《演繁露》里说：“交床以木交午为足……足交午处复为圆穿，贯之以铁，敛之可挟，放之可坐；以其足交，故曰交床。”“交午”，午是中午，“交午”指中间交叉，“交午处”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。

    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。从东汉开始就有“胡坐”的记载了，从东汉一直到唐，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。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，外来文化迅速增多，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。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，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。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，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。

    著名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。在这幅画里，韩熙载五次出现，三坐两站。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，盘腿坐是一个习俗。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，他总愿意蹲着，因为他从小习惯了，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。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，即使地位很高，让他垂足而坐，他也不很舒服，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。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。

    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。胡床，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不能靠、不能倚。但是到了宋代以后，宋代人把它改造了。我们说过，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，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。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，增加了靠背和扶手，这样就可以倚靠了。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，叫做“交椅”。称为椅，就必须可以倚靠。

    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，就可以看出来胡床功能上的变化。比如刘禹锡《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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