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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家昌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军援司令部哈金斯将军第二个到的。琰总统承认这件事政府有责任，认为不该留阮文举在空军服务，因为年前他将阮文举的父亲关进了监狱。另外我来机场前，琰总统收到华盛顿的慰问电，肯尼迪总统在电文中形容这是一宗孤立的恶毒的破坏行为。”

    孤立个案，以吴廷琰兄弟那疑神疑鬼的性格。真相信那就见鬼了。

    毕竟参与空袭的另外一个飞行员范国富没死，而且声称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军方和美国方面的了解。

    李为民一边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应对，一边心不在焉地问：“钱先生在不在堤岸，如果在，安排个时间，我们开个会。”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刘家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凑到他耳边低语道：“有才来了，昨天下午来的，带来一个客人，你一定要见见。”

    “客人？”

    “杨世祖，你应该听说过，在柬埔寨很有名。”

    苏有才在柬埔寨干得有声有色，通过商会团结了一大批柬埔寨华人，在“越华文艺研究会”和工投公司支持下，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华人组织，在鹦鹉角和磅逊地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而且开始往柬埔寨政府、军队和**的“自由高棉”渗透。

    杨世祖就是“自由高棉”的大佬之一，对后世的中国人而言他名不经正传，绝大数人几乎从未听说过，事实上正如刘家昌所言，这个如假包换的潮州人在柬埔寨非常有名。

    他是山玉成的挚友，而山玉成在柬埔寨的影响力，远年轻的国王。

    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，杨世祖、巴春、文昌莫等人就在山玉成的领导下，在金边动过一场有两千多名僧侣、学生、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。

    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，后来进行大逮捕，他被捕入狱，山玉成则在日军保护下，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，又从那里转往日本。

    二战结束后，杨世祖被释放，山玉成被送到法国监视居住。

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山玉成很有志气，四十多岁了，还在法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。

    为了国，山玉成不断给西哈努克写信。考虑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西哈努克同意了。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乘飞机到金边，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热烈欢迎。

    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，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，人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“山玉成。我们的希望”，“山玉成，民族英雄”。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，让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，视为心腹之患。不愿与他合作。

    山玉成也没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，而是去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，同追随他的杨世祖、文昌莫等人组织自己的抗法武装，也就是“自由高棉”的前身。

    柬埔寨**武装的二号人物，李为民如雷贯耳，想了想之后不禁问道：“家昌，你说他到底认不认我们这些老乡？”

    刘家昌沉吟道：“山玉成的父亲是柬埔寨人，母亲是华人，只有一半中国血统，并且是赫赫有名的柬埔寨民族主义领袖。肯定不会认同我们的主张。杨世祖说潮州话，拜关二爷，跟我们一样是潮州人，如果工作到位，应该能争取过来。”

    他们在柬埔寨有底蕴，有西哈努克都为之羡慕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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