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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顾长庚笑了笑，指着隔壁问：“李先生，听说胡琏昨晚败了润威他们的兴。”

    李为民轻叹道：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在一些人心目中，只要是华人都是他们治下的臣民。都应该听他们使唤。跑过来指手画脚，被我给顶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老蒋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以戡乱救国、反攻大陆的大局为重，让我们支持吴廷琰铲除南解、收复北越。这么一来，bj就会像朝鲜半岛战争时一样派兵入越。甚至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而他呢，就可以浑水摸鱼。”

    “算盘打得挺漂亮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他显然预料到我们不会那么听话，发现我态度比较坚决，胡琏立即拿出一封小蒋的亲笔信。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，对我们的处境表示担忧。对国民政府无力庇护海外侨民表示歉疚。

    最后言辞恳切地说，我们这些海外侨民将来该何去何从，最终要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会想方设法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”

    顾长庚沉吟道：“看来西贡肯定与台北方面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。”

    李为民拿起一颗咸鸭蛋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不过现在的国民政府不是1945年的国民政府，现在的越南更不是1954年的越南，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，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。”

    顾长庚点点头：“他们就是两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，而我们已经拥有一定话语权，用不着被他们所左右。”

    “就是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那个什么农村减租的事。”

    顾长庚一直负责南部侬人安置点工作，随着工业村发展和形势变化，又全权负责协调天主教村庄及各工业村周边的“卫星村”发展，对农村情况了若指掌，堪称农村问题专家。

    他喝完最后一口牛奶，如数家珍地介绍道：“美国方面同西贡1955年一起制定的减租和固定佃期方案太理想化，试图通过由地主代表和佃农代表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执行土地改革，希望借此在农村地区建立一套同日本和台湾差不多的民主自治政体。

    7年过去了，结果表明这些努力基本上已失败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有好几个，一是委员会成员不经常碰头，没有专职人员，严重缺乏执行力；二是在广大农村，地主与佃农的关系，不可能有公允的协调。政府要求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25%，可租给谁、租不租，最终要由地主说了算。”

    佃户属于弱势群体，就像后世天朝的《劳动法》一样，在强势的老板面前，哪个职员敢主张自己的权力？

    李为民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不是有公田吗，《土地转移法》施行之后，政府从法国地主和本地大地主手里赎买了许多。现在的地主谁能拥有超过100公顷的土地？”

    有“越华文艺研究会”统筹管理，南部侬人安置点、鹦鹉角地区和祯沙地区的安置点的农民同胞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天主教村庄享受特权、各工业村周边的“卫星村”农民有工投公司照应，同样不存在这些问题。

    他极少深入其它农村。对情况不了解很正常。

    顾长庚苦笑着解释道：“在土地赎买这一环节上，政府存在太多问题。每公顷耕地市价大概在6000至7000皮阿斯特左右，工业村征地每公顷达到8000。政府确实是按照市价赎买的，不过赎买款并没有按照正常交易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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