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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想来，常委办公室的戴志主任，也在后悔为何要分配给杨锐任务。

    但这些后悔都没用，国内在有些事情上是很随意，唯独组织任命是相当严谨的，临时工想转正做工人，工人想提干做干部，都要经历许多麻烦，麻烦之处，就在于复杂的手续和过程。正序如此，倒序同样困难，国企的工人偷奸耍滑，撒懒抗命，领导宁愿当一坨屎似的含在嘴里，也难以辞退，所以国企的工人当的久了，都是浑身的油屎。

    在下岗之门开启之前，国企的工厂就算是倒闭了，政府也得想办法安排工人。

    公务员也不例外，8o年代的部委改革，中央为了解决冗员问题，不得不用剑桥牛津，哈佛麻省等世界名校的公费生的名额，来诱使公务员离职，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干部，还要许诺学成回国以后，重新安置。后来也确实安置了，许多人不止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还因为学历的缘故升职了。

    gmp委员会初创，杨锐是第一个做出“不予通过”决定的委员。

    对于他的决定，卫生部就算是想不承认，也得拿出切实的理由来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杨锐不需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做“不予通过”的决定，因为这是gmp委员会赋予他的权力，而其他机构的任何人，即使是gmp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卫生部，也得拿出充分的理由，才能反对他的决定。

    就制度建设来说，卫生部确实需要gmp委员会这样一道安全阀。毕竟，全国光是药厂就有4ooo家，卫生部又有多少职员呢？部直属的公务员，总共才4oo人，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，也并不是用来判断药厂和药品质量的，最起码，掌握有此等知识和技能的公务员，是非常少的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全国各地的药厂，也都是各地方政府的香饽饽。现在能赚到钱的国企是越来越少，能上缴利润，特别是上缴外汇的企业，更是大熊猫一般的珍惜品，卫生部不管是停哪一家药厂，或者处理哪一家药厂，都有地方政府跑部进京来说项。

    对地方政府来说，跑部进京是很烦的一件事，对卫生部来说，这一样很烦，因此，与其承担本无力承担的责任，部委更愿意将药厂生产的锅，甩给gmp委员会。

    gmp委员会是学术委员会，且都是全国生物医学界的顶层精英，他们即使有政治诉求，也不用理会地方政府，就像是杨锐这样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杨锐对京西制药总厂的事件，终归是会生的。

    不是现在，也会在不远的将来生。

    对部委的领导们来说。这不过又是一次完美的“矛盾下移”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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